滑法书香②| 礼治传统与现代治理的创造性转化——从《乡土中国》到新时代“枫桥经验”的法学思考

    本期分享人：滑县人民法院上官法庭助理 周凯旋

    推荐书籍：《乡土中国》费孝通著

    翻开费孝通先生的《乡土中国》，我原本期待阅读的是一部关于中国乡村的社会学著作，却意外地获得了一把解读中国法治现状的金钥匙。在这部写于1947年的经典中，“差序格局”“礼治秩序”“无讼”等概念不仅描绘了传统乡土社会的面貌，更为理解新时代“枫桥经验”提供了文化视角。前者解剖中国传统社会的文化基因，后者展现基层治理的当代创新，两者共同指向一个核心命题：中国的法治建设如何实现文化传统的创造性转化？

    费孝通先生提出的“差序格局”理论尤其发人深省，为理解新时代“枫桥经验”的社会基础提供了钥匙。他以“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”为喻，描述中国人以自我为中心，按亲疏远近划分关系网络的社会结构。这种格局与西方“团体格局”形成鲜明对比，也造就了中国独特的法律文化。这种以自我为中心向外推展的关系网络，在当代基层治理中演化为“网格化管理”的创新实践。浙江枫桥镇将传统社会关系网络与现代治理技术相结合，每个网格员如同传统社会的“乡贤”，既熟悉本网格内的人情关系，又掌握基本的法律知识。这种将“差序格局”转化为治理资源的智慧，展现了传统文化基因在现代社会治理中的生命力。

    《乡土中国》中“礼治秩序”与新时代“枫桥经验”体现的“自治、法治、德治相结合”原则，共同构成了理解中国基层治理的密码。费孝通指出，乡土社会是“礼治”社会，依靠传统规范而非国家法律维持秩序。这种秩序通过教化内化为人的行为习惯，形成“从心所欲不逾矩”的自律；新时代“枫桥经验”则通过村规民约、道德评议等制度创新，实现法律与乡规民约的互补。在某乡村调研时，我发现当地将《民法典》中相邻关系的规定转化为通俗易懂的“邻里和睦三字经”，由乡贤在“道德讲堂”上传授。这种“法律下乡”的本土化实践，远比简单的法条宣讲更为有效。它启示我们：法治建设不仅要注重制度供给，更要关注制度与地方性知识的结合方式。

    反观当下，虽然我国已建立完备的法律体系，但在广大乡村和基层社区，“讲情面”“顾人情”的礼治传统依然强大。费孝通对“无讼”社会的描述与新时代“枫桥经验”中“小事不出村”的原则形成跨越时空的呼应。费孝通认为，乡土社会追求“无讼”理想，诉讼被视为破坏社会关系的负面事件。这种传统法律观与西方“为权利而斗争”的诉讼文化形成鲜明对比。而新时代“枫桥经验”强调将矛盾化解在基层、消除在萌芽状态。在工作中，我协助法官办理了一起宅基地纠纷：法官没有直接开庭审理，而是联合村委会、司法所和乡贤共同调解，最终达成各方接受的协议。这种解纷方式既维护了法律权威，又避免了“对簿公堂”的关系破裂，实现了“无讼”理念与现代法治的有机融合。这让我意识到，中国法治现代化不必完全复制西方的对抗式诉讼文化，而应探索符合国人心理的多元解纷机制。

    作为法律人，阅读《乡土中国》的最大收获是学会了“文化自觉”的思考方式。我们常常专注于法律技术的精进，却忽视了法律运作的文化土壤。费孝通先生教会我们，要理解中国的法治进程，必须先理解中国社会的文化基因。当下司法改革中倡导的新时代“枫桥经验”、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等理念，实际上正是对传统法律文化的创造性转化。这种转化不是倒退，而是基于文化连续性的制度创新。

    在全球化时代，中国法治建设面临着传统与现代的双重挑战。我们既需要吸收现代法治理念，也不能忽视《乡土中国》揭示的文化深层结构。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，霍姆斯的这句名言在阅读《乡土中国》后有了新的含义——在中国语境下，这种经验必须包含对文化传统的深刻理解。作为法律人，我们不仅要做精通法条的业务专家，更应成为理解社会文化的“法律人类学家”。唯有如此，才能真正推动法治中国建设行稳致远。在这个意义上，《乡土中国》不仅是一部社会学经典，更是一部法律人理解中国、建设中国的必读之作。

    供稿：周凯旋

    摄影：李宇航、韩瑞雪